摘要:新一轮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是立足全局、贯穿社会各系统、主动引领发展和瞄准构建长效机制的调整优化。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不能只是对学科专业设置进行调整优化,还需要在更深层次上对学科专业所体现与承载的高校办学理念和方向、院系管理机制、人才培养模式等进行调整优化。深入推进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工作,要坚持契合度、更新度与聚集度的统一,聚焦“紧—慢”矛盾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大力推动学科专业回归能力/课程的组合,合理把握文科学科专业设置的调整优化。
关键词:学科专业;供需适配;人才培养
2025年,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印发《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行动方案(2025—2027年)》(以下简称《行动方案》),对深入推进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工作作出系统部署。《行动方案》在2023年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的《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的基础上,以更大力度、在更深层次部署建立六大机制、实施六大行动,掀起了新一轮高校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以下简称调整优化)的高潮。在此背景下,如何认识和把握新一轮调整优化的深层逻辑和战略考虑、新一轮调整优化面临的挑战,以及有效推进新一轮调整优化的路径方法,是迫切需要思考和回应的重要课题。
新一轮调整优化的新视野
1.立足全局的调整优化
长期以来,我国高校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以教育部门为主导,遵循学术和育人逻辑。高校扩招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政策虽然要求学科专业要对接需求进行调整优化,但对接的主要是就业市场的需求,解决的主要是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调整优化的目的重点是提高高等教育自身的适应性,视野上还是“就教育谈教育”。
《行动方案》提出,“建立统筹协调机制,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统筹领导学科专业调整优化工作,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设立有关部门参与的工作组”[1],这是中央根据当前形势、立足全局作出的重要部署。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2]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教育强国,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先导,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支撑,是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3]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国际科技和人才竞争空前激烈的复杂局面,教育的政治属性越来越明显,服务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政治使命越来越突出,从政治上看教育、在全局的视野中谋划教育的要求越来越强烈。学科专业是教育、科技、人才最紧密的结合点,是高等教育的核心支柱,一头连着“国计”,一头连着“民生”。从这个角度来说,调整优化不是纯粹的教育问题,更是事关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政治问题。新一轮调整优化在目标方向上强调积极对接科教兴国、培育新质生产力等国家战略需求,全面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和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行动方案》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牵引的学科专业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不断提升高等教育对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力贡献力”[4]。显然,跳出教育看调整优化、立足全局谋划调整优化,是新一轮调整优化的突出特点。只有在这个视野里思考和把握调整优化,才能准确理解并贯彻落实好本轮调整优化的决策部署。
2.贯穿社会各系统的调整优化
学科专业设置的主体是高校,调整优化的主体也是高校。长期以来,高校设置学科专业主要立足自身条件(如办学传统、现有布局、办学条件和学术声誉等),遵循的是自身发展的“小逻辑”,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存量决定增量”的路径依赖,形成了相对封闭的自我参照系统。
新一轮调整优化不但将调整优化视为一个“系统工程”,构建了“设置—招生—培养—就业”的小闭环,还将其置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口径和大系统中考量,强调相关部门联动、综合施策。《行动方案》从统筹协调、需求预测到目录管理、培养改革再到经费支持、考核评价等,在政策措施上有许多新的突破,如提出健全供需对接机制,建设国家人才供需对接大数据平台,要求统筹招生计划、超长期特别国债等政策,持续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强调对社会需求明显不足、培养质量下滑、办学条件不足的学科专业点进行预警并提出整改要求等[5],这些举措明显增强了调整优化的合力,形成了系统化推进调整优化工作的新局面。
3.主动引领发展的调整优化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推动下,知识生产、更新、迭代和升级的速度空前加快。这不仅使技术和产业发展的“半衰期”持续缩短、人才需求信息更新频率持续加快,更因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让科技与产业的互动关系不再局限于“基础研究→产业应用”的布什路线[6],还衍生出“产业应用→基础研究”的逆布什路线,形成了司托克斯的二维四象限模型[7]。在此背景下,传统学科专业设置所遵循的“知识更新→技术发展→产业变革→人才市场新需求→新学科专业设置→新型人才培养”的跟随式、适应式服务范式已难以为继。新形势下,我们不仅需要最大限度缩短知识更新至新型人才培养各环节的交替时差,更需突破“市场需求出现后再设置学科专业”的被动模式,主动引领经济社会发展。《行动方案》明确提出实施急需学科专业超常布局行动,瞄准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等,快速布局一批学科专业点[8]。这一举措表明新一轮调整优化不能满足于服务“今天”的需求,更要服务“明天”和“后天”的需求[9],学科专业设置不但要“对接产业、服务产业”,还要“提升产业、引领产业”[10],这也体现了一种新的人才供需适配观。
4.瞄准构建长效机制的调整优化
学科专业设置之所以要调整优化,其重要原因是外部需求的变化,而外部需求又是持续动态变化的,这就意味着调整优化在本质上是一项常态化的工作。做好这项常态化的工作,建立起长效机制尤为重要。
《行动方案》强调“稳中求进、先立后破,协同联动、试点先行”,跳出具体学科专业的点状思维,创新性地推出统筹协调、供需对接、目录管理、分类发展、评价考核和激励引导六大机制,力求构建横向联动、纵向贯通的调整优化工作机制。与过去相比,这些机制不但在范围和视野上更加开阔,而且在力度和深度上也是前所未有。在统筹协调机制上,提升了协调层次,明确由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统筹领导,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设立有关部门参与的工作组;在供需对接机制上,建设国家人才供需对接大数据平台;在目录管理机制上,缩短调整周期,加强研究生、本科、高职三类学科专业目录协同联动;在分类发展机制上,差异化推进基础类、应用类、战略类学科专业布局建设;在评价考核机制上,强化人才培养中心地位,完善促进学科专业特色发展的多元评价体系;在激励引导机制上,统筹招生计划、超长期特别国债等政策。这些表明新一轮调整优化实现了从具体学科专业的调整优化向构建一个具有强大韧性和自适应能力的调整优化工作机制的转变。
新一轮调整优化不只是对学科专业设置的调整优化
学科专业作为高校人才培养的平台和基本单元,是高校特定办学理念和方向、院系组织管理机制、人才培养模式等的具象化体现,而这些方面也决定了学科专业设置成效和人才培养质量。调整优化绝不只是简单地对具体学科专业的设置进行调整优化,还要在更深层次上对学科专业体现与承载的高校办学理念和方向、院系管理机制、人才培养模式等进行调整优化。
1.坚持服务本体使命,大力推动高校办学理念和方向的调整优化
自现代高等教育体系建立以来,高校长期被视为以学术使命为核心的学术机构,教学、科研被认为是高校最核心的职能。进入创新驱动发展的时代,高等教育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的重要结合点,日益成为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引擎”[11]。今天,服务“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的根本办学方向,成为高等教育的本体使命。新一轮调整优化,本质上就是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背景下不断提升高等教育对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力和贡献力。调整优化不是高校对社会需求的被动、机械反应,而是要坚持“以服务为本体使命”,在办学理念和方向层面上进行调整优化,坚持服务导向,重构高校职能、重塑高等教育办学范式,真正从自我发展“小逻辑”向服务国家发展“大逻辑”转变。
2.打破学科专业的实体化,大力推动院系管理机制的调整优化
学科专业是院系组织设置的学术依托,院系是学科专业的组织载体,对学科专业设置的调整优化必然涉及院系组织的重新设计和资源的重新分配,所以学科专业设置的调整优化、特别是建立调整优化的长效机制必然需要高校院系管理机制的调整优化。
在我国传统的学科专业制度下,学科专业不仅是人才培养的单元,还是高校的组织和管理单元,是高校进行组织设计、资源分配、岗位设置和人事管理的基本框架。高校根据学科专业目录设置学科专业,并根据学科专业设置院系组织并分配人财物资源。因此,传统的高校学科专业设置紧密对接统一的学科专业目录、缺乏个性特色,这也使得高校设置的学科专业成为一个个独立享有资源和具有明显边界的组织实体。显然,这种实体化的学科专业拥有非常强的“组织刚性”,也有着明显的组织壁垒。
新一轮的调整优化要求学科专业从“刚性稳定”转向“柔性灵活”。要实现这一目的,需要打破学科专业与院系组织、学科专业与人财物资源的固定对应关系,把学科专业从资源实体和组织壁垒中解放出来,成为可以灵活设置并调整优化的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项目”,推动学科专业“项目”成为基于需求可以灵活调整的资源组合。以此为基础,可以让教师、学生、知识在学科专业“项目”之间自由流动,而不是固定局限于某一个学科专业之中,让调整优化变成师生教学、科研和学习方向的调整优化,而不是院系组织和利益格局的调整优化。显然,这就需要高校对院系组织进行再造,对院系管理机制进行重塑,对人事聘任、薪酬激励和评价考核等机制进行优化。
3.改革人才培养范式,大力推动人才培养模式的调整优化
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的重要目标是提升人才供需的适配性。对于人才培养的供需适配来说,优化调整学科专业设置是第一步,是明确人才培养种类和方向的“前半篇文章”,更重要的还是作为“后半篇文章”的培养过程,这直接关系到人才培养的质量。只有在正确的种类和方向上培养高质量的人才,才能真正实现人才供需的适配。所以,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不只是设置的调整优化,更为关键的是人才培养范式的变革,是培养模式的调整优化。
推动人才培养模式的调整优化,要立足服务本体使命,从需求出发,更新学科专业的内涵和方向,重塑人才培养目标和能力素质规格,积极推动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实践教学、师资队伍、评价体系、协同机制的重构和迭代更新。显然,如果做不好调整优化的“后半篇文章”,其“前半篇文章”最终也只能是空中楼阁。因此,在新一轮的调整优化工作中,我们必须警惕“重设置轻建设”“重设置轻培养”的倾向,更要防止“新瓶装旧酒”式的调整优化。
推动新一轮调整优化需要关注的几个重要问题
1.坚持契合度、更新度与聚集度的统一
从逻辑上讲,学科专业设置的调整优化是三种关系的调整优化,即学科专业与外部社会需求的关系、学科专业内部过去与未来的关系、学科专业与学科专业之间的关系,这三种关系可以表征为学科专业设置的需求契合度、内涵更新度和生态聚集度。提高这三个度是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的基本方向或核心目标。从《行动方案》的政策要求和高校的调整优化实践来看,需求契合度和内涵更新度都得到了高度重视和贯彻落实。但在实践中,一些高校为迅速响应外部需求,盲目新增设置了一些与学校办学定位、办学传统和优势几乎无关的新学科专业,或撤销一批与外部需求看似不够密切但却有力支撑主干优势学科的传统学科专业。这种短视行为不仅导致热门专业的低水平重复建设和高校发展同质化[12],还使得这些高校学科专业设置日益离散,学科专业生态遭到破坏。
学科专业生态聚集就是学科专业围绕某种内在逻辑进行生态式的设置和建设,从而形成紧密联系的学科专业生态群。提升生态聚集度不仅符合学科专业建设规律,也契合管理规律;不仅有利于学科专业之间互相增益、相互烘托,通过凝聚学科专业的合力形成优势学科专业,也有利于促进资源共享、降低建设成本、提高办学效率。在新一轮的调整优化工作中,高校不仅要“向外看”,站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立场上强调外部需求的牵引,努力提高学科专业的需求契合度和内涵更新度;也要“向内看”,站在高校发展的立场上强化学科专业的生态联系,通过提高生态聚集度来提升学科专业建设水平和质量。面对外部需要,高校既不能“无动于衷”,也不能“一哄而上”,应从办学定位、传统优势和现有格局出发,找准服务国家战略的支撑点和与外部需求的契合点,有选择性地新增设置符合需求的新兴学科专业,综合性高校可重点围绕优势学科打造学科专业集群,行业性高校可重点围绕行业学科打造学科专业集群。
2.聚焦“紧—慢”矛盾创新人才培养机制
学科专业设置之所以要进行调整优化,在根本上源于社会需求的“紧迫性”与人才培养的“滞后性”之间的矛盾,其实质是社会系统加速迭代的“紧逻辑”与教育系统制度化稳定的“慢特征”之间的结构性张力,即“紧—慢”矛盾。
人才培养是有周期的,专科生三年、本科生四年毕业,而培养一名研究生则需要七到十年。实际上,即使高校根据最新的外部需求来设置学科专业,待一个培养周期后,其培养的人才也很难完全满足社会的需求。显然,解决“紧—慢”矛盾,不是要放慢社会系统发展迭代的步伐,而是要在学科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上努力克服教育的“慢特征”。一方面,要尽可能缩短学科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周期,既可以进行超前研判,实行触点即发、超常规布局等措施,也可以通过转专业,设置辅修专业、微专业等途径,从现有相关学科专业学生中培养急需学科专业人才;另一方面,要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和机制,以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为主要特征改造人才培养体系,通过强化人才培养过程与外部需求的融合互动,让学生在适应需求中培养、学科专业在满足需求中更新,动态保持人才培养过程与外部需求的同频共振,改变过去“先培养后适应”的做法,实行“边培养边适应”“在适应中培养”“在培养中适应”,尽可能缩短人才培养与外部需求的距离,避免新增学科专业“培养即落伍”的被动局面。
3.大力推动学科专业回归能力/课程组合
调整优化是为了保持人才培养的供需适配,但是社会对人才的需求种类繁多,甚至千变万化,所以无论学科专业目录多么快地更新也无法跟上社会需求变化的步伐,而且即使学科专业目录能够同步更新,其有限的学科专业种类也无法完全匹配纷繁复杂的社会需求。
如前文所述的学科专业“组织刚性”问题,即学科专业因与固定的院系组织和资源分配挂钩使得对其的调整优化困难重重。实际上,学科专业的“刚性”还表现在学科专业目录上,即学科专业目录定期更新,常规学科专业需通过审慎且复杂的程序,方可纳入权威统一的学科专业目录;而一旦进入这一目录,学科专业便会拥有明确内涵(如课程体系、培养目标、能力要求等),进而成为固定化的人才培养单元。这样的学科专业显然具有明显的“制度刚性”,即目录是权威统一的且只能定期更新,进入目录的学科专业具有明确固定的内涵和边界,而没有进入目录的学科专业则不能在高校设置。
要解决目录定期更新与需求动态发展、学科专业种类有限与需求纷繁无限等矛盾,真正实现人才培养的供需适配,在根本上还是要降低学科专业的“制度刚性”,让学科专业回归到知识能力的组合上来,表现在形式上就是回归到课程的组合上来。这就需要改革学科专业目录管理制度,不但要加快目录更新、实行超常规设置等,更要“构建规范性、引导性、统计性相结合的学科专业目录体系”[13],允许高校突破学科专业,根据外部需求动态创新知识能力、课程及教学资源的组合方式,这样不仅可以促进人才培养的多元化,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也能够以灵活、自主的课程组合应对动态发展和无限变化的社会需求。对于高校来说,学科专业不应是固定权威的培养单元,而应是作为基于知识能力组合的课程组合[14]。高校要将人才培养的管理重心从学科专业管理转移到课程管理上来,从学科专业建设转移到课程建设上来,大力实施学分制改革,增加课程供给,鼓励课程个性化组合,有效提升人才培养能力。
4.合理把握文科学科专业设置的调整优化
2024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意见》,明确提出“扩大理工农医类专业招生规模”[15],各省市新一轮调整优化也纷纷将提高理工农医类学位点占比或招生规模占比作为主要指标之一。从近年来高校学科专业设置与招生比例调整的现实状况来看,不少文科学科专业被压减停撤或合并重组。在此背景下,需要我们深入思考文科学科专业应如何更好地服务科技发展和国家战略需求、当前科技发展和国家战略需求对文科学科专业提出了什么新要求,以及文科学科专业服务科技发展和国家战略需求的空间和路径在哪里,只有回答好这些问题,才能明确文科学科专业调整优化的方向。
本文认为,当前文科学科专业调整优化应把握好以下三个重点方向:一是针对时代需求快速变化与文科知识体系更新周期长的矛盾,积极推动传统文科的价值和知识体系更新。特别是要立足时代背景、科技发展和中国现实,深入分析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和人工智能时代对文科的新要求,推动文科知识体系更新,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二是针对理工农医类学科专业学生的人文素养有待提升的问题,构建“+人文”的理工农医学科专业人文素养培养新模式,立足科技发展面临的新伦理、新规制等新问题,探索建立理工农医与文科交叉的双学位制度、主辅修制度,强化文科的育人功能,推动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协同育人。三是针对文科人才实践能力不足的问题,立足现实问题和需求,设置新文科学科专业,改变文科学科专业的传统学术导向,以需求为牵引重塑培养目标、能力素质规格,探讨“人文+”的文科实战人才培养路径与策略,增强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本领,重点培养具有人文底蕴、技术素养和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全面提升文科学科专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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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意见[EB/OL].http://www.scio.gov.cn/zdgz/jj/202409/t20240926_867159.html.
(本文为江西省高校教学改革研究课题“新文科背景下人文类通识课‘课程思政’改革与路径研究”(项目编号:JXJG-21-5-10)、江西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课题“江西高校分类管理与考核评价改革实践的现状、问题及优化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4GJZX0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刘小强,江西师范大学、江西省教育厅,为江西省教育厅副厅长;高庆,江西师范大学、华东交通大学)
(来源:《中国高等教育》2025年第23期)
